“1992年2月18日晚上八点多，吴邦国轻声提醒：‘首长，快打烊了股票市场配资，咱们进去？’”一句随意的对话，拉开了邓小平第一次“真·逛商场”的帷幕。南京路霓虹刚亮，第一百货人影稀疏，正合他低调出行的心思。
电梯门还没完全打开，几位顾客认出了那张熟悉面庞。一阵掌声像潮水般涌来，却又很快被工作人员礼貌地压低音量。邓小平握了握手，仍坚持按既定路线先看布匹柜台。他俯身摸了摸一匹呢料，笑着问售货员：“这种料子做秋装，能穿几年？”售货员有点紧张，连声回答“能穿好几年”，他点点头，显然对商品并不打算深入研究，只是单纯享受久违的市井气息。
转到文具区时，女儿提醒：“爸，孙子们缺铅笔。”老人立刻兴致高涨，挑了四封“中华”彩杆铅笔，又要了四块红色橡皮。结账时，他在口袋里摸了半天，突然自嘲一笑：“我身上哪还有票子？几十年没亲自掏过钱喽。”边上人听了都跟着乐。女儿赶紧递上十块，售货员刷刷找零，他握着那几枚硬币看了又看，好奇又新鲜，仿佛回到少年时期。
说到钱，他的记忆一下跳回1929年。那年，他在广西龙州参加百色起义，离家千里，不但身无分文，还欠着情报站几块大洋。此后几十年，他和钞票的接触大多是政治局会议审定预算，真正“花钱”近乎绝迹。文革后复出，职务愈高，钱包反而离得更远；任何个人开支都有管理员经手，久而久之，“票子”只是抽象名词。
1989年11月9日，他卸下中央军委主席职务。那天家里气氛异常活跃，孙辈七嘴八舌给他列“退休清单”：逛商场、看球赛、坐地铁。邓小平笑归笑，却依旧谨慎，怕动用太多警卫，“劳民伤财”是他常挂嘴边的词。直到南方谈话前夕，上海之行终于促成这趟百货店探访。
如果说商场是他圆“小愿望”，北京城巡访则更像一次“老伙计验收”。1993年春，他坐在轿车里数高楼、评路面，张百发给他做“导游”。东三环高架桥上，他忽然冒出一句：“北京全变了，我都不认识喽。”语气里混着欣慰，也透着些许恍惚。对面的张百发顺势答：“这就叫超小康。”老人用指尖弹了弹自己那件烟灰色水洗绸夹克，半开玩笑半认真：“我这身行不行？”车里笑声一片，气氛轻松。
回家后，他常给家人复述路上见闻：哪条支路拓宽了、哪座立交桥设计巧妙、哪幢高楼窗户反光太刺眼。叮嘱里面夹着工程细节，听得儿孙频频点头。他关心的，不是建筑本身的高度，而是百姓能不能住得舒心、走得安全。有人说他“凡事较真”，其实是多年从政养成的习惯：无论宏观政策还是家常便饭，都愿意再多看一眼、多问一句。
提起家常，邓家的饭桌规矩简单却严格——不剩菜。不管是回锅肉还是粉蒸排骨，只要没吃完，下顿就做烩饭。偶尔有人嘟囔“炖汤喝不动了”，他就抬头来一句四川话：“汤要不得？！”说完自己先盛一勺，端坐慢慢啜，示范得有模有样。连带孙辈都被迫练成光盘族。
瓜娃子
闲暇时他依旧迷足球。九十分钟比赛，他几乎不动筷子不闲聊，只盯着场上跑位。孙子一个劲儿嚷进球，他却点评：“不丢球也好。”比分在他眼里从来不是唯一指标，配合与节奏更能说明问题。或许正因如此，他对改革的认识也强调整体布局而非单点突破，足球观影和治国理念在某种程度上暗暗呼应。
1996年冬，他的健康状况急转直下。那段时间，医护人员轮班守在解放军总医院的病房外，家属在走廊里低声说话，都怕惊动他。正月初一那天，电视播出他的纪录片，他花了好大力气才看清屏幕里的人。护士凑到耳边朗读解说词，他不好意思地笑，像被同学当众表扬的小学生。这种含蓄的“害羞”在戎马一生的老人身上出现，格外动人。
2月19日夜，抢救结束，心电监护画面归于平线。医生摘下听诊器，无言退到墙角，随后数位医护失声痛哭。离香港回归只剩四个多月，他曾计划坐火车到九龙，看看被英租百年的土地如今灯火通明，可终究只停留在愿望里。
第一百货里那一袋铅笔和橡皮，如今被家人珍藏。价格不过几块钱，却记录了一位伟人在“晚景”里最贴近凡俗、最轻松的一刻。长期握大局、定方向的人，也想像普通爷爷那样为孩子拎一袋学习用品——这并非传奇，而是人之常情。邓小平自己或许没想到，那次忘带钱的小插曲，会成为人们后来津津乐道的注脚：伟大与亲切，并不矛盾，它们可以同时落在同一双历经风霜的手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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